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，恐怕难以回答出这个问题。有很多朋友，甚至跟隔壁房间的合租室友都没说过几句话。

　　然而，渐渐会发现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孤独只是一种习惯，而不是真正的需求。当一场疫情将我们隔离在家时，我们才发现自己有多渴望与周遭的人和环境产生联结。因此，阳台上与邻居的“隔空”对话，小区自发的大合唱，才会格外令我们动容。

　　而文学的力量就在于，它能够穿越时空，将一些渐趋失落的美好重现在我们眼前，提醒我们：曾经的我们，并不像现在这样孤独。

　　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，清末民初，匪祸与战乱威胁着人们的生活。然而，人和人之间，有着真诚的联结。

　　他独自一人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，路过一个叫溪镇的小城。每当婴儿的啼哭声响起，总会有人主动上前，把他引到哺乳中的女人的家门口。

　　恰逢多年不遇的雪灾，许多家庭连自身都难保，却有一户人家，把所剩不多的口粮分享给这对陌生的父女。

　　救济了林祥福父女的陈永良一家也是外地人，相似的经历使他们跟林祥福一见如故。两人都做得一手木匠好活儿，主动把镇上的房子整修得焕然一新，凭着勤劳和忠厚，很快在这个待人友善的小镇立下足来。

　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，小镇却并不总是充满和睦。不少平民被土匪劫去当人票，包括林百家。而陈永良夫妇竟以自己的大儿子去换林百家，说出的道理朴素得让人心颤：

　　孤军奋战，抵抗不了时代的潮涌，而一个团结互助、彼此信赖的“小共同体”，则像一根无形的线把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连起，让乱世中如浮萍般飘摇的人们有所凭依。

　　首先站出来的是商会会长顾益民。乡土社会中，每个地方都有那么一个颇有声望的“明白人”来凝聚众人。对于溪镇来说，顾益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。他告诉人们，今天被绑的是他，明天被劫的就是你。

　　商会承担了所有的赎金。父亲们、儿子们，连夜出城去赎自己的家人。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，却意外地在城门口汇聚。

　　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命运叵测之地，可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微微的笑意，没有一个等到天亮后再去送赎金，这让他们感到了相互的鼓励。

　　人票们保住了性命，代价是被削去了一边耳朵，走路失去了平衡。逃回家的路上，他们不断地遇见走路偏斜的人。一个人是残缺的，而当一群人在一起，残缺就慢慢拼成了完整。当他们的手拉在一起，开始走得平衡了。

　　土匪来袭，溪镇百姓自发加入民兵团。毫无打仗经验的他们，高喊“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”，在城墙处殊死抵抗着土匪的进攻。有人被劈下了一只胳膊，另一只胳膊还在不管不顾地挥刀砍着土匪攻城用的云梯，直到被利斧劈下脑袋。

　　溪镇的男人们目睹士兵的牺牲，不禁热血沸腾，挥着家里的菜刀、肉店的屠刀、甚至裁缝铺的剪刀，成百上千地涌向城门。原本背着家当准备逃跑的人，也深受感染，一起呐喊着加入了队伍……

　　在余华的《活着》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受尽苦难后的隐忍。人为了活着本身而活，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。

　　《文城》中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命如草芥，死亡似乎来得轻而易举。凯发K8一触即发但比活着更重要的，是争一口“气”，是仁至义尽，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生活得太平安宁。于是，当溪镇面临一个个命运攸关的抉择时，溪镇百姓总是殊途同归地走到了一起。

　　如今，一个流动的时代，村庄凋敝，城市疏离。且不说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似乎还不如素未谋面的网友更亲近。

　　对门的邻居、公司的保洁阿姨、小区的保安……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。

　　在有些行业中也是如此，工作节奏的高速把人打成一个个孤立的原子，无穷无尽的加班，让同事之间的额外交流极少，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。当一个同事离职，从工作群聊上消失后，就与其他人失去了联系凯发K8一触即发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我们的注意力被互联网转移到了广阔的公共事件中。于是出现了一种巨大的断裂——我们越来越关注自我，又越来越爱对社会性的、宏大的事件做评论，却失去了对于作为中间层的“附近”的兴趣。

　　这就是“附近的消失”——我们在网络上建立着虚拟的友谊，却叫不出身边人的名字；每天从新闻弹窗中得知异国他乡的新闻，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空间中正在发生着什么；看不到其他群体是怎样生存的，只看到自己的特定生活方式。

　　作家之所以不断回望曾经的集体主义的年代，并非固执地留恋过去，而是借一个遥远的故事表达自己对时代的理解。

　　《文城》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过去，寄寓的却是对当下的关切、对未来的期待。当我们为溪镇的守望相助而感动时，同时也是在为如今这个迅速个体化的社会而惋惜。